那一年在阳关，我遇见一位老人。
正是深秋，戈壁上的风已经有些硬了，吹得人脸上生疼。老人坐在土坡上，面前是一片茫茫的沙碛，远处有几株胡杨，叶子黄得透亮，像是被谁点着了似的。我问他看什么，他指了指天边。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只见落日浑圆，正缓缓沉入地平线下，把半边天烧成一片金红。那金红又漫开来，漫过沙丘，漫过远处的烽燧，一直漫到我们脚下。
“好看吧？”老人说，“这个太阳，照了这儿几千年了。”
我心里一动。是了，这个太阳，照过汉代的烽燧，照过唐代的商旅，照过西域来的胡商，也照过东去的僧侣。它看着那些人从这里走过，操着不同的语言，信奉着不同的神灵，带着不同的货物——丝绸、香料、宝石、佛经——在这条路上相遇，然后各奔东西。他们没有彼此消灭，反而让世界变得丰饶了。
后来我又想起另一件事。
有一年夏天在北京，傍晚路过一处工地，听见围墙里有人在唱歌。歌声很轻，调子也简单，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柔软。我站住听了听，不是汉语，倒像是陕北的信天游，又像是甘肃的花儿。正纳闷，一个年轻人从工地的缺口钻出来，黑红的脸膛，一笑露出一口白牙。
“吵着您了吧？”他有些不好意思，“我们几个人闲着，吼两嗓子，想家了。”
问他哪里人，说是宁夏的，回族。问他工友呢，有四川的，贵州的，还有两个河南的。“都处得好，”他说，“干活一块儿干，吃饭一块儿吃。有个弟兄信佛，不吃荤，我们打饭就单给他打素的。”
他说得平常，我听了却有些感动。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说着南腔北调的方言，带着各自的风俗和信仰，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就这样自然地生活在了一起。没有人觉得奇怪，也没有人要求谁改变什么。他们只是彼此照应着，把日子一天天过下去。
这些年也去过一些地方，见过一些事。
在伊斯坦布尔的市集里，卖地毯的老人会说七八种语言的“你好”；在耶路撒冷的老城，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穆斯林各在各的圣所祈祷，互不惊扰；在尼泊尔的山村，印度教的人家会请过路的佛教僧侣喝茶。世界并不总是像新闻里说的那样，只有纷争和战火。更多的时候，人们只是在笨拙地学习着如何相处。
当然，也见过不好的事。有一年在边境小镇，听人说起山那面的战火，说起逃难来的妇孺，说起那些再也没有回来的年轻人。说的人声音低下去，听的人也沉默了。窗外有孩子跑过，笑着，闹着，不知道大人们在愁些什么。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谓世界大同，不是什么玄妙的道理，也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理想。它不过是这样一种念想：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笑着跑过，让每一个母亲都不用为孩子的安危发愁，让每一个老人都能坐在夕阳下，安静地看着落日，不用害怕明天。
前些日子，收到一位叙利亚朋友的来信。他叫哈立德，是大马士革人，战前是个牙医。我们在伊斯坦布尔认识，那时候他刚逃出来，一无所有，却还在担心留在故城的邻居——一个独居的基督徒老太太。
信里说，他现在在德国的一间诊所上班，日子总算安定下来了。老太太也辗转到了贝鲁特，前些天还给他打了电话。信的末尾，他写了这样一句话：
“你不知道，能和一个人通电话，而不是听说他又死了，这感觉有多好。”
我把这句话看了很久。是啊，和平，大同，说到底不过是这样简单的事：能知道彼此活着，能听见彼此的声音，能在同一片阳光下，各自安心地过日子。
窗外又是个黄昏。落日浑圆，正缓缓沉下去，像千年前一样，不急不躁。
它明天还会升起来，照在阳关的沙碛上，照在北京的工地上，照在大马士革的废墟上，也照在柏林那间诊所的窗台上。同一轮太阳，照着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
也许有一天，我们也能像这太阳一样，用同样的光，照见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