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二代一般就是指继承人，要说任何社会任何行业都会有二代三代，这就是所谓世家。然而在当今中国，被称作二代的人群之所以会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自然有其特别的含义，人们眼里的二代往往都意味着资源分配不公，社会阶层固化，代表着坐享其成，矫情任性，飞扬跋扈。
在中国有官二代，富二代，红二代，等等许多有关二代的传说，然而还有一个厂二代，这是与那些著名的二代完全不同的一群人，只不过很少有人会关注到这样一个群体。厂二代是出生成长在工厂环境里的人一群人，他们的父母是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者，动辄几千上万职工的企业，从工厂初创开始就是生产区生活区同步配套，企业大院一般都处于城市的边缘地带，他们自己有一套社会基础设施和完善的生活福利设施，就成了一个与社会相对封闭的小社会，这里有工厂自己的居住区，托儿所，幼儿园，医院，小学，中学，技校，商店，体育场，电影院，这里的孩子在工厂大院里出生长大，后来又成了企业里的下一代。在这个小社会里，厂就是家，老一代的人都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厂二代就是那种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的一群人。
工厂的员工来自五湖四海，第一代的企业建设者聚集了中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和技术干部，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素质，形成了和普通城市文化不一样的大院文化。大厂的人都比较讲究，说话办事都比较严谨富于理性，来自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职工带来了更精致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外面的人都说这儿的人洋气。大院里的孩子在气质上也具有独特性，他们还有一个名字就是大厂子弟。这里的孩子从职工医院出生，进托儿所幼儿园，上子弟学校，厂技工学校，进厂上班，大厂子弟从小到大的伙伴同学可能都不会变，都是那些熟悉的面孔。
那时候大企业员工的收入要比一般普通城市市民更高一些，享受国家的政策和福利也更好，生活水平也要高一些，每一个大厂职工和家属都对工厂有很高的归属感。那些来自大城市的职工常常带来与当地不一样的服饰，食品，生活消费品，来自四面八方的建设者操着各种南腔北调口音的普通话，这里的孩子也就成了一群没有故乡的大院孩子，这个院子里的孩子都有着很强的认同感和荣誉感。
我的父亲是在抗战期间报考了位于贵州大定的航空发动机学校，毕业后成为一名空军少尉。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他和贵州大定同学共五人到解放区参加了解放军的空军。五月分配到沈阳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机务处第五厂任工场长，成为五厂最初期的技术干部。1951年4月空军将“东北航校机务处第五厂”正式移交航空工业局，同年6月27日，五厂改名为国营112厂（沈飞）。从修理飞机到制造飞机，伴随着新中国航空工业的成长，父亲参加了新中国第一代歼击机的试制和生产，担任一一二厂钳焊车间主任，那是飞机制造厂最重要的生产车间之一，成为一名优秀的航空制造技术和管理专家。
1954年6月我的母亲离开了上海，从上钢三厂调到沈阳112厂和父亲结婚。1955年6月我出生在位于沈阳三台子的沈飞职工医院，后来我的弟弟妹妹也都是在那里出生的。对于沈飞的印象，我五岁之前的记忆几乎就是零，仅有的一点印象只是通过家里的老照片获得的，那时候112厂在三台子的家属院有几百栋苏式的三层楼，我家就住在其中一栋楼的一层，不过听说现在都已经全部拆掉了。
1960年我的父母亲奉调来到河南新乡，建设一个新的航空附件工厂，那是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苏联引进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刚来新乡的时候，那里还是一大片的工地，只记得父亲带着我去看电影，冬天的时候就在厂里的职工食堂放映电影，新建的职工食堂孤零零的坐落在一片荒原，里面好大呀，后来元宵节的灯谜晚会也在那里，绳子上挂着一个个写着谜语的纸条，如果你猜到啦就可以摘下来去领奖。我们还经常在食堂里面打羽毛球，平常的时候，家里来不及做饭，爸爸妈妈就给我饭菜票去职工食堂买饭买菜，站在窗口排队，闻着大锅菜的味道，可真香啊。
厂里的家属楼都是三层的单元楼房，每家都有自己的厨房和卫生间，那时候当地大多数的人都还是住在平房里，单元楼房就显得很高级了。每天早晨七点钟厂里的广播站就开始播音了，那时候院子里的高音喇叭每天放的第一首歌是，“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至今还记忆尤新。早上厂里是七点半上班，这时候高音喇叭里就响起了嘹亮的军号声，中午十一点半下班也一样会响起军号声，六十年来，直到今天工厂仍旧保持着上下班吹军号的习惯。
厂里的职工子弟小学非常漂亮，两栋像轮船一般的教学楼，中间有廊桥连在一起，半圆形的船头是我们的音乐教室。同学都是一个院里的孩子，家属院虽然很大，可是孩子们互相都认识。院子里的孩子虽然也会打架斗殴，但是每当有外面的孩子入侵时，就会全体一致对外，参加战斗不问理由，只管站队选边一拥而上。
厂里的俱乐部是我们喜欢的地方，放电影，文娱演出，每逢节假日还有各单位的汇演。还记得父亲他们车间的男声小合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父亲的歌声富有磁性，优美浑厚，他唱的“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非常动听，我家邻居发小到现在还经常说我爸爸的歌唱的好。厂里的宣传队排演的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我们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从平时排练到正式演出，我们能背下来每一句台词。
灯光球场是大院里的活动中心，每年的篮球，排球联赛的球场上，吸引了无数的球迷，每当比赛就会被观众围得水泄不通，孩子们对厂里的球星崇拜一点也不次于当今的体育明星，球场上也造就了很多篮球排球的爱好者，同学里有好几个都因为球打得好被特招入伍当了解放军。每周灯光球场都会放映露天电影，广场中央竖着的水泥杆子上悬挂着很大的银幕，一到演电影的日子，孩子们早早地就会拿着板凳去占位置，银幕的背面也都站满了人，反面看电影也一样的生动有趣。在俱乐部后面有一块百米见方的广场，是我们踢足球的的地方，在那里不知道踢坏了我们多少鞋子，后来我们都学会了买碎皮子自己补鞋。
刚建厂的时候，厂里只有子弟小学，等到我们小学毕业的时候，厂里又建立了子弟中学。那时候条件真的很艰苦，刚建校的时候，我们就在厂里的临时库房里上课，在用毛竹和芦苇搭起的油毛毡房里，用砖头垒砌的课桌和凳子，教室的芦苇泥墙一拳头就能打出一个窟窿，捣乱的孩子甚至会在上课时从抠出来的窟窿里爬出来跑出去玩。刚开始学校的操场是一个大坑，一下雨就积满了水，后来学校组织学生挖土填坑，抬土的杠子把肩膀都压破了皮，硬是填出来一大块的操场，建起了篮球场，田径场，安装了单双杠等体操器械，我们在那里练出了一副强健的体魄和浑身发达的肌肉。
那时候的教育革命要求，教育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工厂的子弟学校参加学工劳动就在自己父母的工厂里，我们被分散到各个车间班组，还在不同的车间工种轮转，钳工，车工，焊接，锻造，铸造，表面处理，跟着工人师傅学习思想学习技术，上白班倒夜班做一些辅助的劳动，也让我们比其他的孩子更了解工厂，懂得更多的各种生产工艺和技术。上高中的那次学工劳动，一个多月时间，我还获得了贰拾壹元的劳动补助。
1970年的冬天，我正读初二，我们子弟中学的学生跟着工厂的工人民兵队伍，经历了一次历时二十余天走了几百里路的野营拉练。1969年3月，中苏两国在珍宝岛武装冲突爆发，苏军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1969年10月，全军进入战备状态，zhuxi要求全党学习军事，注重战争，准备打仗，采取积极防御的战备思想。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上报后， 1970年11月24日，zhuxi做了这样的批示：“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 “如再不这样训练，部队就变成老爷兵了。”
我们每个年级的学生编成一个连，每个班级是一个排，每个小组叫一个班。工厂里派了一辆大卡车配置全套的炊具和炊事员，为学生野营拉练的队伍打前站号宿营地做饭菜。每个连还有厂里派来的军代表做领队，每个排都发了一杆步枪，站岗放哨时拿着，虽然没有子弹也很神气。我们也都像解放军战士一样，把被子打成三横两竖（三压二）的行军背包，背面别着一双解放鞋，斜挎的绿色帆布书包，干粮袋行军水壶一应俱全。
每天行军几十里，途中还要反复的练习冲锋，防空隐蔽，夜行军急行军。行军途中大家还会相互拉歌，这个班唱完那个班接着唱，一路上还要不断地张贴标语口号，非常的热闹。宿营都是在当地农村的老乡家里，地上铺着厚厚的麦秸打地铺，布置岗哨传达暗号夜晚轮流站岗，还会经常在半夜搞紧急集合，摸黑打好背包全副武装急速行军。每隔几天来到一个较大的村镇还会修整一两天，这时候除了自己洗衣服整理内务，还要进行访贫问苦忆苦思甜，学校的宣传队为老乡表演文艺演出，举行篮球友谊比赛。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支数百人的队伍，走了几百里路，吃了很多的苦，这样的经历令人难以忘怀。
从初中毕业开始，我的同学中就有许多人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成了知识青年，1974年3月我高中毕业也加入了插队落户的知青队伍。那时候我们的最高理想就是能够招工回城，进厂做一个普通的工人，可是好几年过去了，我们都没有等到招工的机会。绝大多数的知青都是直到1979年知青大返城才离开了农村。很多的父母为了让返城回家的孩子有一份工作都提前退休，让孩子们顶替接班进厂上班，于是他们就有幸成了厂二代。在我们厂里有非常多的一家几口都是工厂的职工，我的弟弟从部队退伍回家就在厂里当了一名钳工，妹妹接了母亲的班到子弟小学当了一名小学教师。1978年我考上大学的时候，父亲坚持要求我报考航空学院，四年后我也毕业分配到了父母亲所在工厂，成了一个厂二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建设重心的转移，国防建设投入大幅减少，没有了订单和研究经费，我们这样的军工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军工产品是我们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国家不能没有国防，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军工技术队伍和生产线不能解散，我们需要保军转民，我们要以民养军，工厂开始了军转民的二次创业。然而国家对民营企业的鼓励发展，国营大厂沉重的社会负担和管理机制固化，让生存发展举步维艰，各方面都受到了极大地冲击。
九十年代初期，我们的工厂开始发不下工资，大批的技术人才流失，我也在去和留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我和一般的大学毕业生不一样，这个企业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它是我们的父辈用青春和血汗建立起来事业，企业是我们父母和兄弟姐妹一大家子人的家园。我已经熟悉了企业的每一座厂房每一个产品每一寸土地，我的专业技术在这里具有重要的作用，我相信中国的国防建设一定会有腾飞的机会，自己要留下来坚持等待属于自己的发展机遇。
1994年我担任了工厂苏27战斗机引进的工艺技术主管工作，我终于等来了航空工业腾飞的重大机遇。可是正当我全身心的投入苏27项目工作的时候，工厂二次创业的汽车零部件事业也遇到了严重的危机，由于产品设计和制造存在严重缺陷，在主车厂以及售后市场接连发生严重的质量事故，企业的主要产品被停止供应，工厂被迫停工停产，企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工厂决定调我去汽车零部件事业部工作，我一心要干航空不想去做民品，厂长找我谈话，讲了工厂困难，讲了保军转民，以民养军的重要意义，讲了工厂需要用民品挣钱来养活军品的生存发展之路，厂长说让我为工厂做出自己的牺牲，谈了四十分钟我没说一句话，第二天就去了民品。为了做好产品，我拼了全力，今天回想起来，也许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辛苦的日子，从精神到身体的修炼，有人劝我不必那么拼命，可是好的产品又从哪里来？后来工厂民品蒸蒸日上，我也赢得了很多荣誉，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六十周年，我还获得了“航空报国突出贡献奖”。
2015年6月我到了退休的年龄，公司为我举办了一个六十岁生日的庆贺晚宴，我和我的太太，公司的主要领导以及我的部分下属员工参加了晚宴。当我围着红围巾，手捧着鲜花，切开生日蛋糕的时候，内心无比的激动，泪水充满了眼眶，我深深地感谢企业给我的一切，之后我又接受了公司对我的返聘。我的一生都是和这个企业连在一起的，企业的兴衰发展壮大里有我的一份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尽管和那些贡献卓越的国防英模相比，我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可我也曾为之奋斗过，我是一个厂二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