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村里人说起老周家的三个闺女，总要先叹一声"命"。
大姐敦厚，三姐精明，夹在中间的二姐却生得一副好皮囊。小时候走亲戚，亲戚们总要拉着二姐的手翻来覆去地看，说这孩子手长脚长，将来定是要进城的。二姐便仰着脖子笑，露出两排细白的牙，仿佛进城这件事，在她八岁那年就已经板上钉钉。
那时候村里还没有柏油路，夏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二姐却有一种奇特的本领，能在任何环境里保持一种不合时宜的整洁。村里女人们下地，都是挽起裤脚、戴着草帽，灰头土脸地干活。二姐不。她总要先回趟家，换一身干净衣裳，把头发梳得油光水滑，才肯往地里去。
那年夏天，蝉鸣声嘶力竭。二姐刚买了件白连衣裙，是托进城打工的表姐捎回来的，花了她攒了半年的零花钱。裙子是的确良的料子，领口镶着一圈细碎的花边，穿在身上，风一吹，整个人都像要飘起来。二姐爱得什么似的，当天就穿着去赶集，回来时还特意绕了远路，从村中央走，让晒谷场上的女人们都看见。
第二天清晨，母亲催她去打猪草。二姐磨蹭了半晌，到底还是换上了那件白裙子。她想，打猪草不过是去河边转一圈，能脏到哪里去？
河边的猪草长得肥嫩，二姐专挑那些水灵的掐，掐一把，就往篮子里扔。日头渐渐升高，她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那层薄薄的脂粉开始融化，在脸上划出几道浅白的痕。她没在意，只顾着看水里自己的倒影——白裙子衬着绿苇子，确实好看。
变故发生在一瞬间。
河对岸不知谁家放了羊，领头羊受了惊，突然冲进水里，溅起大片泥水。二姐尖叫一声往后退，脚踩在湿滑的青苔上，整个人向后仰去。她下意识去抓身边的芦苇，芦苇断了，她跌进了浅滩。
水不深，只没到她的小腿。但那件白裙子，前襟后背，全染上了黄褐色的泥点子，像一张白净的脸被人泼了墨，狼狈得触目惊心。
二姐坐在水边，突然就不哭了。她盯着那件裙子，盯了很久，然后慢慢站起来，拧干裙摆的水，一步一步走回家。那天的猪草，她只打了小半篮。
后来那件裙子再没出现过。母亲问起来，二姐说收起来了，不方便干活穿。但三姐说，她半夜起夜，看见二姐蹲在灶房门口，就着月光，一遍一遍地搓那件裙子，搓得手指头发白。第二天，她把裙子塞进了箱底最深处，上面压了几件旧棉袄，像是要把某个秘密永远封存。
那年二姐十四岁。她开始明白，有些东西，脏了就是脏了，怎么洗都洗不干净。
二
二姐进城，是在十九岁那年。
她没读多少书，初中没毕业就辍了学，但有一副好相貌，经人介绍，进了县城一家服装厂当质检员。工位上的日光灯惨白，照在成堆的布料上，二姐却能在那堆灰扑扑的颜色里，一眼挑出最时兴的款式。她省吃俭用，工资大半都花在了穿着打扮上。工友们背后议论，说她"浪"，说她"心思不在正道上"，二姐听见了，只当耳旁风。
她太想摆脱那个泥泞的村庄了。
第一个丈夫是相亲认识的，在县城供销社当会计，人长得周正，家里还有两间临街的门面。订亲那天，二姐穿了一件红呢子外套，是托人从省城带回来的，在当时的县城，算得上稀罕物。男方母亲拉着她的手，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说这孩子，一看就是个有福气的。
婚后最初的两年，二姐确实过了几年舒心日子。丈夫宠她，从不要她下厨做饭，公婆虽有些微词，但看在她肚子争气的份上，也就忍了。她生了个女儿，粉雕玉琢，取名叫"娇娇"。那时候的二姐，走在街上都要放慢脚步，让熟人看清她脚上的皮鞋、腕上的手表。
但福气这东西，从来都是镜花水月。
供销社改制，丈夫下了岗。他试过做生意，卖过服装，倒腾过蔬菜，但都不是那块料，赔多赚少。二姐的抱怨开始多起来，起初是旁敲侧击，后来变成指桑骂槐。她嫌丈夫没出息，嫌他没让自己过上"真正的城里日子"，嫌他连件像样的首饰都买不起。
矛盾爆发在那个冬天。丈夫喝了酒，听见二姐又在跟邻居抱怨，说当初瞎了眼才嫁给他。他冲进门，当着女儿的面，给了二姐一巴掌。
那一巴掌，打散了他们五年的婚姻。
二姐要走了女儿的抚养权，又索了一笔赡养费，搬回了娘家。母亲劝她忍忍，说二婚女人不好找人家，二姐把眼睛一瞪："我凭什么忍？我周美华难道就配过这种日子？"
她在娘家住了两年，这两年里，她把自己收拾得更加光鲜。媒人上门，她坐在堂屋里，跷着二郎腿，对男方挑三拣四——要有房，要有车，要有稳定工作，彩礼不能少于十万。村里人背后戳她脊梁骨，说她"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二姐听见了，只是冷笑。
她到底还是嫁了。第二个丈夫在邻县开建材店，比她大八岁，前妻病故，留下一个儿子。彩礼给了十二万，在当时的农村，算是天文数字。二姐拿着那叠厚厚的钞票，数了一遍又一遍，觉得自己终于赌赢了。
婚礼办得很风光。二姐穿了白色的婚纱，化了浓妆，站在酒店门口迎宾，笑得像一朵盛开的牡丹。她没注意到，新郎的儿子站在角落里，看她的眼神像在看一个入侵者。
三
二婚的日子，起初也算和睦。
丈夫忙于生意，经常出差，家里的事一概不管。二姐乐得清闲，每日睡到日上三竿，起来点个外卖，追追剧，逛逛街，日子倒也逍遥。继子住校，周末才回来，两人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
那十二万彩礼，二姐存了定期，打算留给娇娇将来上大学用。但人算不如天算，婚后第三年，丈夫的建材店出了事——一批货款被骗，资金链断裂，债主上门逼债。丈夫愁得满嘴起泡，求二姐把那十二万拿出来应急。
二姐不肯。那是她的底气，是她的退路，是她用第二次婚姻换来的保障。她哭，她闹，她说这钱是给女儿的，谁也别想动。丈夫第一次对她动了手，不是巴掌，是拳头。继子站在一旁，冷冷地看着，没有拉架。
钱最终还是拿出来了，但婚姻也走到了尽头。丈夫还清了债，却再也容不下她。离婚那天，二姐收拾行李，发现自己的首饰盒里空了大半——那些金戒指、金项链，不知何时被丈夫拿去变卖抵债了。
她拖着箱子走出那扇防盗门时，口袋里只剩下三千块钱。
四
母亲是在这个时候病倒的。
高血压引发的中风，半边身子动弹不得，需要人贴身伺候。大姐家在邻村，要照顾公婆，还要带孙子，分身乏术。三姐在镇上开了个小超市，生意忙，也抽不开身。二姐离了婚，暂时无处可去，便主动提出接母亲去她租住的地方。
"妈养我一场，现在该我尽孝了。"她在家庭群里发语音，声音哽咽，"你们放心，我一定把妈伺候得好好的。"
大姐和三姐都松了口气。她们知道二姐的性子，但没想到她这次竟如此懂事。
二姐租住在县城边缘的城中村，一间二十平米的单间，带个小厨房。母亲去了，她买了张折叠床，支在角落里，白天收起来，晚上放下。起初几天，她确实尽心尽力，给母亲擦身、喂饭、端屎端尿，还在朋友圈晒了几张母女合照，配文"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但好景不长。
母亲中风后脾气变得古怪，动不动就骂人，一会儿嫌饭太烫，一会儿嫌水太凉，夜里要起夜三四次，稍不如意就摔东西。二姐忍了半个月，耐心像沙漏里的沙子，一点点漏尽。
那天夜里，母亲又要起夜，二姐睡得迷糊，动作慢了些，母亲便骂起来，说她是"丧门星"，"克死了两个丈夫"，现在又来克自己。二姐猛地坐起来，打开灯，盯着母亲看了很久。
"您再说一遍？"
母亲偏过头，不吭声。
二姐开始收拾东西。她把母亲的衣物塞进一个蛇皮袋，又扶母亲坐上轮椅，推出门。凌晨三点，街上空无一人，路灯昏黄，把她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大姐家住在城郊，离二姐的出租屋有六里地。二姐推着轮椅，走一阵，歇一阵，母亲在后座上，一路无话。到了大姐家门口，二姐把蛇皮袋往地上一扔，按了门铃，转身就走。
大姐披着衣服出来，看见门口的母亲，愣住了。她追出去，二姐已经走出很远，背影在晨雾里若隐若现。
"二姐！"大姐喊她。
二姐没有回头。
五
那年春节，二姐还是回了娘家。
她离了婚，无处可去，只能回来过年。母亲被大姐接走后，她没再去看过一次，电话也没打过。三姐在电话里骂她狼心狗肺，二姐反唇相讥："当初是谁把妈推给我的？你们倒是轻松，站着说话不腰疼。"
年三十那天，二姐打扮得格外精致。她穿了件驼色大衣，是打折时买的，花了她小半个月的生活费。她给娇娇包了红包，给大姐的孩子也包了，面上做得十足。
吃过午饭，她说要回城，约了几个朋友打牌。母亲留她，说一年到头见不了几次，多住一晚。二姐嘴上答应着，脚却往门外走。
那辆黑车是从拐角突然冲出来的。
司机是个年轻小伙子，过年喝了酒，意识模糊，看见路上有人，猛打方向盘。二姐走在最外侧，下意识往路边躲，脚踩在结冰的路面上，滑了一下。她身后是辆停在路边的三轮车，她伸手去扶，没扶住，整个人向后倒去。
后脑勺撞在三轮车的铁架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她没晕，甚至自己爬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说没事。但走上几步，觉得天旋地转，扶着墙干呕。大姐要送她去医院，她不肯，说大过年的，不吉利，回家躺躺就好。
她在床上躺了两天，初三那天，突然起不来床了。送去医院，CT显示，颅内出血，压迫脑组织，需要立即手术。
手术做了六个小时。医生出来，说命保住了，但能不能醒，要看造化。
六
二姐在ICU里躺了十几天。
大姐和三姐轮流守在外面，每天只有半小时的探视时间。大姐进去，拉着二姐的手，絮絮叨叨地说小时候的事，说她们一起去河边摸鱼，说二姐偷穿她的新裙子，说她们曾经也是要好过的。二姐躺在那里，身上插满管子，脸色蜡黄，没有任何反应。
三姐不进去。她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刷手机，打电话处理超市的事，偶尔抬头看一眼那扇紧闭的门。
"这下不用伺候老妈了。"有一天，她突然说。
大姐猛地抬头，盯着她。
三姐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讪讪地闭上嘴。但那句话像一根刺，扎进了空气里，拔不出来。
母亲还不知道二姐的事。大姐瞒着她，说她去外地打工了，过年回不来。母亲便叹气，说这孩子，心太野，留不住。
正月十五那天，二姐的手指动了动。
医生说是好兆头，可能有苏醒的迹象。大姐喜极而泣，给三姐打电话，三姐"哦"了一声，说超市忙，走不开。
挂了电话，三姐站在货架中间，看着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突然想起很多年前，二姐穿着那件白裙子，在晒谷场上转圈的样子。那时候阳光正好，二姐的裙摆飞扬，像一面旗帜。
她那时候多骄傲啊，三姐想，骄傲得仿佛整个世界都是她的。
雪越下越大，覆盖了街道，覆盖了屋顶，覆盖了所有肮脏的、干净的、快乐的、悲伤的痕迹。三姐拉下卷帘门，锁好，走进风雪里。
医院的方向，传来隐约的鞭炮声。今天是元宵节，团圆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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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姐还没有醒来，村里人说法不一。有人说她成了植物人，被送去了养老院；有人说她奇迹般地康复了，去了南方，再也没回来；还有人说，她在某个深夜静静地走了，走之前，眼角流了一滴泪。
只有那件白裙子，还压在老周家箱底的最深处。许多年后，母亲去世，大姐收拾遗物，翻出了它。裙子已经发黄变脆，轻轻一碰就碎，那些当年洗不掉的泥点子，反而成了最清晰的印记。
大姐把它烧了。火苗舔舐着的确良的纤维，发出刺鼻的气味。她突然想起二姐十四岁那年，蹲在灶房门口搓洗衣服的背影，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是一个提前到来的预言。
关于二姐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村里人说起她时，总要先叹一声"命"。那声叹息里，有惋惜，有嘲讽，也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或许是庆幸，庆幸自己不是她；或许是悲哀，悲哀她终究没能成为她想成为的那种人。
而那件白裙子，在火焰中蜷缩、变黑，最后化作一撮轻灰，被风吹散，落在屋后的荒草里。来年春天，那里长出了一片野蔷薇，开得轰轰烈烈，像是要把某个秘密，永远埋进泥土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