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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柜上，一直放着一个好时巧克力的盒子，不是为了纪念那次进城购物，早已想不起来是哪一年，为什么去的了；更不是为了收藏那个铁皮盒子，盒子像卖艺的草台班子装行头的木箱子，只是小些。收藏它，是为了收藏一张特别的代币券——二十元棉花券。
这张棉花券，跟我已经有年头了，跟着我搬家就搬了五次，一直静静地躺在盒子里。刚退休没事的时候，我曾找到农商银行的一位熟人，想兑换出来。他白了我一眼，道：你还在乎这几元钱？留着纪念吧！我说我不想收藏，没什么好纪念的，陪收拾！他觉得不值得去费这个事，好像我纠缠于这笔小钱，很小家子气。
今天看，这笔钱确实小得可怜，搬一天砖也能赚它十倍。但当时，我刚参加工作，每个月才五十六元钱，相当于三分之一的工资，而对于农民来说，不算巨款，也算大钱，可买时价三十斤猪肉。现时兑付，银行算三千元利息，他们都是赚的。
留着纪念，纪念什么呢？挖苦那个贫困时代？记住供销社收农民的点点棉花给不了钱？共和国成长过程中，面对一穷二白的基础和境内外的敌人，困难多得去了，战争、自然灾害，不知破了多少家，死了多少人。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贡献又岂在“白条”？工农产品剪刀差，农税，劳动积累工，一事一议筹资等等，那一代农民是国家的主人，累死、困死，从来都是无怨无悔的，更无需纪念。
当然，硬要说纪念，倒也不是一点意义没有，它不仅见证着共和国的艰难、成长与壮大，记录着广大农民的贡献，也记录着我个人的经历。
这张棉花券，是母亲给我的。父母当时还不到六十岁，我工作了，他们还有两个儿子在学校读书，一钱如命。他们只懂种田，唯从土里刨食，刨钱，刨希望。田是刮金板，人勤它不懒，他们笃信这句格言。他们种药材，种日本大根，干部叫种什么就种什么，千方百计换钱。那一年，他们种了两亩棉花，脱营养钵，移苗，浇水，点肥，捉虫，拿花，一茬收了两大包，扣杂去水，能卖三、二十元。但这一茬没现钱，收花站给了一张券，说等通知，一有钱就兑换。
左等右等，他们没有等到通知，也许是通知了没有通到他们。他们等到了我。假日，我骑了一百多里的自行车去看他们。那时，我已褪去手上的老茧，洗脚进城，成为细皮嫩肉的城里人，虽然骨子里还是土里土气，但土里已立不住脚，劳动重担担不起了。连枷打几下，手上就起了血泡。牙也变长了，家里的饭吃不下。父亲动动嘴想说什么，但看着高出他一头的白面书生，终究没有出口，转身做自己的事去了。母亲笑着说，进城去享福吧，书把你念修了，这辈子就会吃饭看书了。我不知道小姑娘为什么大都喜欢白面书生，其实书生一点劲都没有，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担担，还嘴尖毛长的，爱说笑话，爱发牢骚。
我准备返城了，按惯例要掏点钱留下来。母亲接过钱，说着客气话，忽然叫我等一下。她转身到里屋拎出一个小柳笿（luò）子，翻出一张纸，递给我，道：这个你去供销社拿吧，拿出来就给你了，我们用了你不少钱。父亲听到了，应道：公家这些人，吃人不吐骨头，这钱还不知猴年马月拿到呢！我接过来一看，是卖棉花的券。我当时虽然只是一名普通教师，但吃着公家饭，在他们眼里也算公家人了，屁股决定脑袋，不免替公家说句好话，道：相信公家，这钱少不了的。我替你们去找人拿吧。我没准备要他们的钱。我给他们钱是学乌鸦反哺，怎么能还要他们的钱呢。虽然我也欠着外债，但我有信用，急事可以向单位、同事、朋友再借，他们可是借都没处借的。
我接过这张券，其实也不是盲目自信。我当时刚找了个女朋友，很能干的样子。我扣的公路集资什么的，她都拿去捣鼓成现金，替我存到工资本子上，装进她的荷包，说准备结婚用。我想这二十元，她也一定有办法。
但是，我高估她了。她根本不伸手，而且恨恨地说，再不请人兑换了，有一张给了人家，人家忘了，吃了个哑巴亏。
这张棉花券便贴上我了，转战到今天。
二十元，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其所占工资的份额，所占生活费的比重，越来越小了，直至可有可无，可以忽略不计，也就不再占据心房一角，转入床肚高卧了。
这次搬家，又重见天日。有好时盒子的保护，未致霉变，但颜色已褪了许多，不鲜艳。陈年旧券，发出暗淡的黄。
父母泉下有知，我没有用他们的钱。他们活着的时候，一定以为我早已拿到这个钱，用在女人身上了：这个不孝子，自己拿工资竟真的吞了父母的血汗钱。可惜，他们活着时，从来没问过我，我也没想起要回报一次。但愿他们泉下真有知，是农商行污了他们的钱，不是我，千万别等我死后，一见面就跟我要；更不要在我活着的时候，就托梦跟我要。
我捧着二十元棉花券，端详着，思考着，往事又浮上眼前。
我们县曾是传统的优质粮棉生产基地县，大寨记工时村村种棉，包产到户后几乎户户种，种棉是农村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棉花不像中药材、日本大根，说没人就没人要了，白忙一季，只能倒进垃圾塘。棉花最多价格有波动，忽高忽低，但总是有人收的。即使不收，放在家里可以加工做被胎，可以捻线，缝补衣服，总是有用的。母亲这一辈农村妇女是离不开棉花的，她们几乎一人一只捻线砣，好像这是她们的标配。捻线砣已成古董了。它是极简的劳动工具，下面一个匾的圆木块，也有铜的、铁的，中间打个眼，穿上一根签样的细长竹杆，杆上端刻个槽子，便于扣线，操作时，先将棉絮搓成线，绕在竹杆槽子上，然后捻转竹杆，带动下面砣转动，捻动越有力、越平稳，线砣惯性转动时间越长，捻的线越多越好。女人们都把衣服口袋做得大大的，装着棉花和线砣子，得空便剥棉花捻线。剥棉花是将棉花瓣子揉膨，取出棉籽。她们看着三五成群，家长里短，嘻嘻哈哈，其实劳动不断，不是捻线，就是纳鞋底。不管多少人口，一个女人撑起一个家的吃和穿。她们在一起会比手艺，看谁捻的线细、匀、滑。母亲也是捻线的好手，她常笑话邻居大婶就靠长得漂亮哄干部照顾，线捻得跟猪大肠似的，满满的酸味。她常说，人要为人，总有一样比人强。
棉花的作用是很大的，而棉花券，除了我还有点回忆，我的家属就根本毫无感觉了，她从来没捻过线，更遑论儿孙，谁去纪念呢？与其麻烦他们清理，不如自己早点上坟烧给父母，大概只有对他们是最有纪念意义的。
欣慰的是，白条后来没有了，于是，这券便有了类似绝版的纪念意义。
